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中国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契机。但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这场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是很不容易的。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对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拒绝作任何分析的观点的出现，说明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

面对“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碍，人们开始感到，要彻底澄清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不能不首先解决这样的问题，即:究竟应当用怎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触及，弄清是非。尽管文章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作正面阐述，实际上却批判了“两个凡是”。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一批老同志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态度；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站在讨论前沿，踊跃参与。这场讨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开始打破“两个凡是”和多年来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禁锢。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从而正式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样，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之后，形成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领导层。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总结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十一大虽然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但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并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年8月，正式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8月6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与会者纷纷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拍板决定当年就恢复高考。关于招生的条件，主要抓两条：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 7年高校招生的意见，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凡是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考。

1977年12月10日，中国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虽然按当时的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高考的恢复却激活了成千上万的人的大学梦，促使他们重新拿起书本。恢复高考是在结束“文革”后，在中国老百姓中引起巨大反响的第一件大事。